30多年前，改革開放讓我們接觸到了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文化。文化的滲透最初是由傳媒引發(fā)，很多電視電影如美國的《大西洋底來的人》，《加里森敢死隊》，《音樂之聲》，日本的《追捕》，《姿三四郎》，《排球女將》，《血疑》，法國的《佐羅》等，這些影片中的人物個性，音樂，所灌輸?shù)乃枷胍庾R形態(tài)，行為方式，乃至穿衣時尚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顛覆性沖擊。 沖擊同樣也讓人們對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新潮產生了崇拜，于是“三菱牌MITSUBISHI汽車”成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小朋友都會哼唱的廣告歌曲；于是真由美連衣裙，幸子發(fā)型，光夫衫成了當時男女青年的時尚主流；于是為了求購當時一臺日本14寸日立牌彩電或者夏普777收錄機，很多家庭將依靠當時微薄收入多年積攢起來的全部積蓄傾囊而出，于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家庭全家福照片上多半會用這些家電作為背景，以作“炫富”的虛榮心寫照，我想可能這就為之后的崇洋思潮的泛濫奠定了基礎。

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房地產開始起步。以瑞士迅達，日本三菱和美國OTIS為首的眾多電梯企業(yè)進駐到了中國，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投資建廠，憑借當時在中國無法接觸到的先進技術，利用國人勞動力成本低廉，以及吃苦耐勞且需求簡單的特點，很快企業(yè)就盈利且投資規(guī)模不斷發(fā)展壯大，老百姓的經濟收入也逐步提高，同時拉動了消費。于是又進一步吸引更多海外投資商來到中國投資，為什么，因為中國有13億迫切等著脫貧致富進入小康社會的人口，有數(shù)以千萬計準備跨入更高一級精神文明生活的家庭，所以大體量的剛需就擺在那里，“八國聯(lián)軍”當然看得到，中國的優(yōu)秀民營企業(yè)家也看得到。但問題是：我們看到了什么？應該學什么？

舉個本人切身例子，由于本人曾于2009年至2013年負責過跨國ERP系統(tǒng)項目的實施，所以曾有幸和日本，韓國，及澳大利亞的工程師們同吃、同住，且共事過較長一段時期。日本和韓國員工的嚴謹細致真的讓我刮目，在討論WBS（工作內容分解）時候，韓國的財務經理可以在黑板上把整個電梯部件結構和裝箱原則清晰完整地畫出來，談出如何分箱最有利于工廠的采購；日本工程師談出的方案更是有利于物流的經濟性，他們會按照電梯現(xiàn)場安裝的先后次序設定好箱號次序，然后為同一批次的發(fā)運件設計出特定的緊湊型包裝箱。這種理念之前我是從來沒有看到或者接觸過的，作為項目經理的我通過和他們面對面的交流，理解了他們的做法都是對的，他們的理念代表著他們國家客戶的需求，所以我最后決定做不同的模版方案給到他們。因為我看到學到了，我認可他們的理念，我尊重他們，就像肯德基也會將中國人喜歡的元素加到食物中一樣，如油條配稀飯，老北京雞肉卷。

共事的過程也是我自我反省的過程。當時我用的是三星手機，但是我很快發(fā)現(xiàn)了開會時澳籍工程師用的是iphone4，日本工程師拿出的是SONY，韓國工程師刷的是三星，我突然間有種莫名的失落感，于是后來我換了一臺華為榮耀手機，開會時故意放在顯眼的地方。我承認開始學習他們了，但不是學習像他們那樣買iphone買三星買SONY，我學習他們支持國貨的理念，我學習他們只拿出月工資的1/5用于買手機的行為模式。

我想發(fā)達國家有好的產品好的理念受到中國大眾的追捧，無論是美國的手機，日本的馬桶蓋，德國的廚具，意大利的皮鞋和包包，這些無可厚非。但是我想除了崇拜這些產品之外，我們更應該去審視它們內在所體現(xiàn)的工匠精神，更應該去專注設計這些優(yōu)秀產品的人和方法，然后從中吸取我們需要的養(yǎng)分，如同魯迅先生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樣我們中國當今的電梯人，尤其是民營企業(yè)，要虛心去學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但是真正要去學的歸根結底為四句話，那就是：對科學的崇尚，對個性的尊重，對人才的呵護，對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愛護。什么是標準，標準靠社會文明驅動，文明靠用戶的良知激發(fā)，良知靠正確的市場導向維護。親愛的電梯行業(yè)朋友們，在競爭愈演愈烈的當今，是繼續(xù)選擇一味地跟風，還是靜下心來好好想想人們的需求，考慮一下市場定位，選擇體現(xiàn)你真正強項的差異化發(fā)展道路，該是做出選擇的時候了。